4月12-5月10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CIDGA）发展知识讲坛2021年第37期至40期于线上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达卡政策对话中心的执行主任Debapriya Bhattacharya博士做了四场主题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国际发展合作：后疫情时代的反思”的讲座。

一、新冠疫情前的国际发展合作问题

Debapriya Bhattacharyaz博士首先指出，地缘政治威胁、“美国优先”和保护主义政策，传统援助者的作用逐渐式微，多边机构的角色逐渐增加，南方国家的地位日益突出是疫情前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现实背景，发展合作全球性框架的缺乏是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尽管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在指导发展合作的范围和原则方面存在冲突，但也孕育着相互合作的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发展合作评估的框架从过程导向向结果导向的转变，援助制度中的权力失衡、透明性差、相互问责薄弱以及南南合作缺乏宏观和全球框架等。

二、疫情期间的国际发展融资状况

Debapriya Bhattacharyaz博士首先给大家展示了全球范围为抗击新冠疫情贡献的发展融资（包括北方国家、多边金融机构和南方国家）。传统援助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多边金融机构的承诺融资的额度也增长了38%，但发展融资实际拨付额度进度缓慢。同时，传统DAC国家近年来官方发展援助的相对减少，非DAC国家发展融资的增加，区域发展银行，尤其是南方多边金融机构（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逐渐增强等都使得发现融资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针对新冠疫情的特殊融资举措尽管让大家看到了全球抗疫的努力成效，与双边资源相比，多边融资机构提供的资金更多流向最贫穷的国家，而且有效性也高于双边援助者，而慈善机构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如何从受援国的视角来评价发展融资的有效性，缺乏全球协调能力和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等问题在疫情期间表现更为突出，也是国家发展融资面临的挑战。

三、国家层次的国际发展合作支出状况

Debapriya Bhattacharyaz博士指出，全球南方国家是疫情期间最严重的受害者，国家结构和危机准备不足是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从资金支出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多边金融机构、区域开发银行、南方国家在各自的组织架构下采取各异的国际合作方式，具有正向意义和反向意义。相比于双边援助，多边机构的灵活性和及时性被受援国所偏爱，援助数量的可预测性和国家所有权在国际合作中的关键地位，透明度和问责制问题，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发展合作有效性评估的问题，针对事后评估和过程评估应该更多的以结果为导向，从经济的增长转向平等、包容和福祉的社会层面。

四、南南合作的贡献

Debapriya Bhattacharya博士首先从财政援助和非财政援助两方面对南南合作进行解读，指出以药品、医疗设备和专家为主的合作形式是南南合作的实质。随后，他以中国、印度、孟加拉和俄罗斯为例讲述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的疫情治理，他认为国际合作呈现的一个特点是北方国家的“南方化”(和南方国家的“北方化”，呈现相互交叉的特点。最后，他讨论了南南合作的经验教训，例如项目评估的局限性，宏观框架/全球框架的缺乏，合作协调的缺乏。在后疫情时代，亟需一个新的相互学习论坛/平台，以巩固和分享各国在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的国际发展合作经验。

讲座后，参与讲座的师生都会就相关问题与Debapriya Bhattacharyaz博士进行对话与讨论。师生们不仅了解到国际发展合作最前沿的数据和相关理论，也开始在国际学者的引领下反思目前国际发展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更好的从事与国际发展合作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了多视角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