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外援助研究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领域，统称为“国际发展”或“发展研究”，并形成相对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
中国对外援助实践历史与西方一样长，也取得很大的进展。相对于实践的发展，中国国际发展研究和相关学科建制起步较晚。该领域核心概念的基本框定、学院系部的设置、专业领域的划分、期刊杂志的分布，以及相关学会、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处于早期阶段。发展知识供给相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战略安排，更导致中国走向外部世界过程中，出现本不该有的种种“卡脖子”问题。
从学术史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引领其他地区追求文明进程的信心和经济基础。美国在二战后脱颖而出，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知识重塑的新主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诞生，并逐渐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版图中获得一席之地。
随着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创生，现代发展理论为二战后美国的身份认同和新型全球秩序重塑奠定了理论基础。由美欧体系引领，构建了一整套覆盖全球各地，包括多边、双边和民间等多重网络交叉机制的发展援助实践体制，建立了毛细血管般多层次、全方位的实体机构、规则与话语，从而使得发展知识具象为一种富有影响力的全球治理实践模式。
作为处理自我和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学科领域，中国的国际发展学科建设当前正处于至关重要的关口。一方面，国内发展和减贫的巨大成效，为发展学科体系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总结梳理中国国内发展和减贫的经验，是国际发展合作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为中国国际发展知识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奠定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中非合作”等新机构、新机制、新平台的设立，也向国际发展学科建设发出急迫的召唤。
中国国际发展研究领域的学者应同心协力，推动中国国际发展学科的孕育与发展。目前亟需处理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发展、援助、国际发展合作等基础核心概念，需要与时俱进框定清楚；第二，国际发展合作，需要跨学科对话和沟通，加强协同效应；第三，要加强与政策制定和决策部门、企业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该领域产学研用等多个领域的互动、交流与合作，拓宽学科领域发展的大环境。
（徐秀丽系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根据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2020国际发展合作论坛——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发展合作”发言整理）